夺门之变讲的是明代宗朱祁钰在病重之际，石亨、徐有贞串通宦官曹吉祥，在孙太后的默许下，带兵潜入长安门，由曹吉祥做内应，打开宫门，进入南宫，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复位。群臣早朝时，发现龙椅上坐着的竟是太上皇，惊恐万分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正在众人犹豫之际，徐有贞站出来大喊太上皇复辟了！众朝臣见此，只好跪倒参拜。朱祁镇就这样重新登上皇位。这个事件史称夺门之变，也称南宫政变。
夺门之变发生时，于谦的官职是太子少保、兵部尚书，行首辅之权，可以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而且于谦在兵部尚书任上，还进行了一项军事改革，从原来的三大营中挑选精锐，组建团营，训练出了一支十分精锐的皇家禁卫部队。按道理说，于谦有足够的条件获取政变的预谋，也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事变的发生。可是，政变发生前后，于谦什么也没有做，反而坐以待毙，最终以谋逆罪抄家问斩。
于谦明明是有能力阻止明英宗复辟的，那他为什么无动于衷呢？究其原因，还得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说起：
明代宗当上皇帝是在特殊情况下无奈的选择。但对于坚守皇统、让皇位重回明英宗一脉，于谦是有所期待和做出过努力的。所以在朱祁钰病危之际，朱祁镇复辟重回皇位，他没有理由反对。
土木堡事件后，明英宗朱祁镇被俘，瓦剌太师也先率军攻打北京，借机要挟敲诈大明王朝。朱祁钰临危受命，被于谦等大臣们拥立为皇帝，尊朱祁镇为太上皇。朱祁钰当皇帝后，于谦发动北京保卫战，击退瓦剌大军，朱祁钰也由此坐稳了皇帝大位。朱祁钰在位八年，没有太监弄权、也没有奸臣当道，政治清明，国家安定，气象一新。在于谦等忠臣的辅佐下，朱祁钰这个皇帝当得还真不错。
可是在朱祁钰废立太子的事情上，于谦是有不同看法的。在朱祁钰坐稳皇位后，废掉原太子朱见深，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，于谦当时极力反对。于谦认为，朱祁镇虽被尊为太上皇，但皇统未变，太子还是合法的太子，皇位最终回归英宗一脉才符合皇明祖训。
可是，朱祁钰坚持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。偏偏朱祁钰的儿子朱见济不争气，立为太子仅一年就不幸夭折。按道理说，在朱见济死后，朱祁钰膝下无子，应该重新立朱见深为太子了吧，可是朱祁钰不甘心，认为自己再努把力，还会有诞下皇子，所以一直让太子之位空悬。直到他病危之际，也没有盼来儿子。由此引发了大臣们对大明王朝国本的担忧，也让石亨、徐有贞等人有了不轨之心和可乘之机。
所以，在明代宗朱祁钰病危且未立太子之际，于谦对于朱祁镇复位，大明朝的皇位重回明英宗一脉，他没有理由反对。
于谦的忠诚，不是简单地对某一个皇帝的忠诚，而是对整个大明王朝的忠诚。于谦的忠诚，不是基于个人私利的狭隘的忠诚，而是对天下安定、百姓富足、皇统稳固、国家太平的忠诚。不管谁当皇帝，都是大明朝的皇帝，所以他没有理由反对。
于谦是永乐十九年的进士，他生性耿直，快人快语，忠诚无私，勤勉干练。永乐大帝朱棣十分看中于谦的才干，交代太子朱高炽要好好培养、好好历练。但朱棣有一个心病，他的皇位是靠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儿手中夺来的，所以他十分在意大臣们对靖难之役的看法。有一次，朱棣问于谦：如今永乐盛世，天下大治。可是还有一些文官谏臣仍然暗地里骂我得位不正。于谦，这件事情，你怎么看？
于谦知道朱棣出的题是个容易掉脑袋的题，但他也没有含糊，直接说：太祖把皇位传给建文，是铁的事实，无法篡改。朱棣大怒，又问：既如此，那你为何还考我的进士，做我的官？于谦也不惧怕，反而接着说：我中的进士，是大明朝的进士。我做的官，是大明朝的官。朱棣气得想杀了于谦，转念一想又觉得于谦的话有大格局，所以也没有计较。
在于谦的心里，他首先效忠的是大明王朝，皇帝只是大明王朝的守门人。所以，在朱祁镇被俘时，他第一个提出来另立皇帝。而当朱祁镇复位时，虽然皇帝换了，但大明王朝仍然是大明王朝。再加上朱祁钰病危且没有太子，太上皇复位又有何尝不可呢？
所以说，于谦的忠诚首先表现在对国家的忠诚，是一个种大格局的忠诚。当他看到朱祁镇重回皇帝宝座时，眼前的皇帝还是大明朝的皇帝，天下还是大明朝的天下。那么他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？
实际上，夺门之变发生后，于谦就已经清楚地知道，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，他也十分坦然地接受这个结局。
他是有能力、有机会去阻止夺门之变的。可他清楚地知道，阻止和镇压夺门之变，会有一场更大的流血牺牲，会有一场更大的朝局震荡。对大明王朝最好的忠诚奉献，就是牺牲自己，以最小的代价让大明王朝皇统延续。
死是忠臣成就名节的最好方式。岳飞如此，文天祥如此，后世的袁崇焕亦如此。于谦对自己的清白有信心，对自己的人品有信心，对自己的忠诚有信心，就正如他的诗里写到的一样：千锤万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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